说实话，疫情虽然基本结束了，但今年的日子，仍然不好过。这两天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外贸订单流失，港口空箱堆积如山，以及86年以上的连打螺丝都不配了。

当然，这俩说的是同一件事：订单不足，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直观反映出今年的经济大环境依旧很恶劣。

另外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今年的就业压力也不容小觑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，上周末广西会展中心春招，一下涌进10万人找工作，据媒体报道，队伍都排到场馆外2公里了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一边是1158万大学生毕业生面临找工作难，另一边却是财政供养人员突破8000万，仅财政供养费用就占税收比例超40%。

网上民怨沸腾，疫情三年，很多家庭收入锐减，自己勒紧裤腰带过活，竟然还要每7个人养一个公职人员。

事实上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仅仅是“供养焦虑”，还有真真切切的巨大财政压力。

2022年地方赤字创历史新高，站到了至高点5.9万亿，而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却减少2万亿，同比下滑23.3%。另外过去一年时间，商品房销售额减少了4.8万亿，各种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全部负增长。

一句话，过去二三十年，很多城市习以为常的“从土地里、房子里刨钱”的日子，已经开始撑不下去了。

房地产市场遇冷、土地财政后继乏力，就是很多城市面临的实打实的困难。

2月23日发生在河南商丘的公交停运“半日游”事件，根本原因还是财政补贴没到位。类似的情况，还有过年期间发生在黑龙江鹤岗宝泉岭的“暖气停供”事件，这说明在很多城市，地方财政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公共服务了。

其实这两件事和城投暴雷的性质一样，就是背后的政府没钱了。因为这种涉及民生的暖气工程，都是在吃政府补贴。房地产不景气，卖地收入大幅下滑，地方开支却只增不减，很多城市入不敷出，地方政府不是魔术师，他变不出钱来。其结果只能是补贴跟不上，背后的企业支撑不下去。

知晓了其中的逻辑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过去这一年多对房地产实施的强刺激，本质上还是地方想重走老路，想重启土地经济发展模式。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根本带不动。

铁锤今天不是释放负能量，而是理性探讨解决之道。

我想说的是，财政压力大，不能只指望卖地。这并不是选择妥协的问题，而是压根就没得选的问题。

头部城市，尚可以依赖源源不断的需求，继续卖地，继续吃财政饭，但对于全国数以万计的中小城市而言，必须另辟蹊径。

根据这段时间，网上的消息发酵，大家应该也看懂了，专家给出的解决问题的出路有两个，一个是增加出生人口，一个是延迟退休。前者是刺激增量需求，后者是深挖存量需求。

在铁锤看来，这根本不现实。去年我国总人口首次负增长，一年时间，新生儿少了106万，看似减少不多，但其实已经走在下坡路上了，一方面，未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数量，将保持每年减少400万-500万；另一方面，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，2020年已经接近10%。另外，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，是房子、医疗、教育这三座大山，短期看，这三座大山，都不可能卸除。换言之，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很难有实质性扭转。

在财政没钱的情况下，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准备减肥瘦身，过紧日子——机构改革，精简公职人员，砸铁饭碗势在必行。

这是财政困境倒逼，使地方政府必须对现有行政体制动真格。

山西省、黑龙江省正在狂砸铁饭碗！

山西前后选择了两批共6个县城进行试点，对机构进行改革，对编制人员进行大幅精简。铁锤了解到，被选择的6个县有三个共同点：都是人口小县且都是人口流出型城市，都是产业工业匮乏县城，“保运转（工资、办公经费）、保民生”都严重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。

直白点说就是，这些地方的财政真撑不住了。

从公布的结果来看，改革已初见成效：

河曲县，36个党政机构被精简到了22个，135名领导职数被精简为114名；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，1964名事业编制被核减为659名，同时减少了75个科级职数。有903名事业人员超编。

石楼县，行政领导职数可精简18个，事业单位领导职数可精简9个，事业编制可精简178名。

娄烦县，9个县委机关减少至6个，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，133个事业单位削减了29个。

根据河曲县委改革办介绍，超编人员朝一线下沉，级别高的当村（社区）两委主干，级别低的成为综治网格员，可能是非编。

黑龙江伊春、齐齐哈尔反向操作“撤街设镇”，其中伊春市动作最大，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撤掉了六个街道办事处。

街道变镇，有什么影响？二者虽然是同级，但区别在于，一个是派出机构，一个是一级政府。派出机构能享受到各种配套优惠政策，一级政府福利要少得多。换言之，会带来辖区工业化、就业、财政收入、非农产业、公共服务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“缩水”和流失，因此势必会对部分公务员的岗位、级别等有“连锁冲击”。直白点说就是，财政供养人员要减少或者分流一部分。

精简之后，财政能省下来钱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以山西省为例，这六个县市，改革后，单位运行成本平均降低5000余万元，人员经费平均减少2000余万元。尤其是河曲县，改革过渡期之后，县直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减少1050万元，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、“五险一金”等支出每年减少1.33亿元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县一年可以省下来7000余万的财政成本。山西省共有117个县市，全部照搬这个模式，一年至少为财政节余81亿元。

全国县市区合计2862个，大家可以计算一下，改革后能省下多少钱？更不要说财政开支占大头的城市了。

机构改革，首要目的是解决财政供养失衡和人浮于事问题。机构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精减人员。缩编、减人，意味着一些人要下岗，这当然很难。

有人可能会说，下放到一线，仍然是财政在供养，换汤不换药。更重要的是，县里的编制腾出来了，以后还会继续招。精简来精简去，最后不减反增。增增减减，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改革罢了。

这话其实也没错了，机构改革的口号喊了几十年了，效果确实不怎么样，人数没减少，挪了个位置，还是财政在供养。

所以个人觉得，打破公职人员铁饭碗，最关键的有两个，一是取消隐性福利，二是要把虚职人员冗余的部门减下来。

正如前文所说，现在已经不是选择的问题，而是没得选的问题——很多地方的财政真撑不住了，到了必须折腾机关部门的地步了。

正如一位西部地区的县长所言：前几年土地好卖时，就愁钱花不出去，想办法花钱；现在土地卖不动了，就愁发不出钱，想办法找钱。

地方财政压力大，难以靠卖地生财，中央的转移支付有限，且不再对地方债务负责的大背景下，倒逼地方不得不对机构进行改革，裁撤冗余人员，降本增效。

国家机构、公职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，谁也不能否认，也不会否认。经济形势不好，大家真的养不起那么多公职人员了，这也是很多地方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
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国企“下岗潮”对千千万万的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，但造成这一结果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能忽略，大批国有企业由于亏损严重、资不抵债，被裁撤、被并购。

我们今天很多城市所面临的问题，如出一辙，都是发展的问题。90年代的国企需要向新产业转型，适应大环境改变。现在的很多地方政府，同样如此，在完成了基建任务后，同样也要向经济体转型，即不能只指望卖地，你看这两年地卖不动了，问题就浮出水面了，有些地方没钱，连公交车都停运了。